金多多策略 1963年罗荣桓病逝，讣告却被播音员念成“罗瑞卿”，事后如何处理

1963年12月17日，一个年轻的播音员坐到话筒前。他知道这次播报很重要，也知道全国都在听。

他深吸一口气，开口了。然后，他说错了。

他把一个刚死去的人，念成了一个活着的人。电话随即打爆了整个电台。

"大罗"与"小罗"——三十年的战场情义

先把人物交代清楚。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姓罗的人，一个c，一个叫罗瑞卿。

两个人，同姓，同系统，都从红四军走出来。部队里叫惯了，管罗荣桓叫"大罗"，管罗瑞卿叫"小罗"，不是按年纪排的，是按资历和性格排的。两人的性格，一个字都不一样——大罗沉，小罗快。罗荣桓做事稳，不急，一件事想清楚了再动；罗瑞卿做事利落，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偏偏就是这两种人，凑在一起，配合得相当顺。

1930年冬，两人第一次并肩上阵，打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第二年，又一起打第二次。战场上的情谊，不是喝酒吃饭建立起来的，是一起扛过子弹建立起来的。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打到一半的时候，罗瑞卿中弹了，抬下去。

罗荣桓得到消息，没有多说话。那种时候说什么都是废的，他直接把这口气发在敌人身上。5月31日，他跟林彪一起指挥红四军，横扫三百五十多公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仗一打完，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看罗瑞卿，还把缴获的战利品捎了一份过去。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战友情——不用说太多，用战绩说话，用行动说话。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两人再度配合。那次打得更难，连红11师师长曾士峨都在战斗中牺牲了。罗荣桓自己的双脚因伤口化脓，走路都不利索，但他还是一瘸一拐地到了前线。最后和林彪配合，把敌52师歼灭在方石岭。

战后，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红11师是他和罗瑞卿共同带出来的，师长牺牲了，他指挥战士们向敌人讨了一点血债，也算代罗瑞卿履行了一点职责。

话不长，但分量很重。

1932年，罗荣桓当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推荐的第一个搭档就是罗瑞卿。两人再次并排站在一起。后来各有调动，职位分开了，但联系从来没断过。罗瑞卿遇到拿不准的事，找罗荣桓商量；罗荣桓手头事情太多，也会把部分工作转给罗瑞卿。

1937年，红军改编八路军，这一别，就是好几年。

两个人在不同的战场各自打仗，彼此挂念。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是一场死别，以一种谁都没料到的方式，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重新连在了一起。

病是怎么把一个元帅一点点逼到墙角的

罗荣桓的身体，垮得很早。

1942年，山东抗战最艰苦的那一年。日军扫荡，粮食紧张，弹药不足，部队减员。罗荣桓是山东军区司令员，所有的担子都压在这一个人身上。就从那年开始，他的体重肉眼可见地往下掉，人开始消瘦。家里人急了，劝他去查。查了，没查出来什么。

他也没当回事，继续盯着仗打。

1943年5月，妻子林月琴把他拖到黄花塘去看病。这次总算查出点眉目——肾脏有病变。但到底是不是癌变，那边的医疗条件不够，看不出来。还没等把病搞清楚，山东那边出事了，国民党第92军压过来。罗荣桓把病搁下，掉头回去指挥。

这一搁，就是三年。

1946年，终于把病查清楚了：肾癌。

这个诊断结论，来得很折腾。在东北的前日本陆军医院，条件是够的，但政治情况不明，没人敢保证手术台上会不会出意外。平壤苏军医院的医生查出来，结果一样，但那是野战医院，根本不具备动手术的条件。医生告诉他，这种病不能拖，要动手术，得去莫斯科。

毛泽东当即拍板。他给斯大林发去电报，写明罗荣桓是党和军队的重要干部，希望他到苏联后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1946年7月，罗荣桓和林月琴飞抵莫斯科。手术顺利，切掉了一侧肾脏。术后，他难得地露出轻松的笑容。

但身体就是这样，少了一块，就少了一块的底气。

1949年，罗荣桓在天津工作期间再度倒下。毛泽东这次直接派出自己的保健医生黄树则，让他立刻赶去天津，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信里有一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句话让罗荣桓看了很久，久到林月琴注意到他的眼睛红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重，事情多，会议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喘气的时间。毛泽东得知后，直接在他的报告上批示，叫他少开会，甚至可以不开会，把事交给信任的人，专心养病。

这句批示，是命令，也是担心。

1956年，心绞痛反复发作，罗荣桓主动提出辞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毛泽东批准了。他知道，强留没有意义。

到1963年秋天，高血压、心绞痛、肾功能衰竭，三个病同时压上来，身体已经撑不住了。12月15日，病情突然骤变。16日下午，贺龙、张爱萍等战友守在床边，林月琴和孩子们守在床边，罗荣桓的心脏停了跳动。享年61岁。十大元帅里，走得最早的一个。

那个夜晚，毛泽东提议默哀三分钟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是16日晚上。他正在中南海开会，聂荣臻等人都在场。工作人员进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了几个字。毛泽东愣住了。

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他知道罗荣桓病重，也知道迟早有这一天。但真到这一刻，还是没有缓过来。停顿了几秒，他开口——提议全体起立，为罗荣桓默哀三分钟。

聂荣臻等人，脸上先是震惊，随即是那种一时转不过弯的悲痛。没有人说话，会议室里只剩沉默和各自压着的叹息声。

默哀结束，毛泽东开口说了一段话。他说罗荣桓原则性强，从不背后议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实"，"我们党内就缺这种老实人"。

这句评价，不是客套话。在那个年代，"老实"两个字，比任何一个光鲜的头衔都难得。

然后他转向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请他帮忙转告林月琴：听到荣桓走了，我很难过，但请她保重身体，这样才能继承荣桓的遗志。

罗瑞卿回到家，心里压着这件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多年好友，如今却阴阳相隔。

话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说了。有些悲痛，是说不下去的。后来，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写下一首悼诗。其中一句，在后来被反复引用——"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句话，比任何一篇官方悼词都说得直接。罗荣桓在，有什么难题，还能商量；罗荣桓走了，少了一个真正能说实话的人。这才是毛泽东真正在意的。

话筒前的三秒钟，以及它改变的一切

1963年12月17日，全国都在等这一次播报。中央广播电视台决定向全国宣告罗荣桓逝世的消息，同时播出一篇五千多字的正式讣告。主要讣告，交给了夏青。

夏青是什么分量的人？

他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权威的播音员之一。1954年，他一口气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版宪法全文，字字清晰，一字未错。那个年代，他的声音就是权威的象征——沉稳、厚实、一出来就让人安心。播音界的后辈提起夏青，言辞里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敬意。

方明就是其中一个。

方明其时已小有名气。他1941年生，196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凭一副天生好嗓子，很快在播音界站稳脚跟。但他心里清楚，夏青是他够不到的高度，至少当时还不行。那天上午，他坐在一旁，亲眼看着夏青在话筒前宣读讣告。声音沉稳，节奏克制，抑扬之间，听的人眼泪忍不住往下掉。方明心里暗下决心——这就是自己要去的方向。

谁知道到了中午，情况突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