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老今天以109岁的高龄逝世。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如同一条神奇的纽带，连接着久远的历史和鲜活的当下，不时让人发出对时间的感叹。随着他的离去，这种感叹当然将不会再发生。
01
每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旋律，人的命运，总是被这个主旋律推着走的。抗日是1930年代的主旋律，那时日本危逼华北，北平的学生们走上街头，喊出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老当时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刚好十八岁，一二·九运动中，他跟同学到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丰台营地宣传抗日，教唱《大刀进行曲》。
图为1935年12月16日晨，清华大学学生进城参加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发生前，北平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由团组织代行党组织的工作，其中的核心团干们成立“学联”并发动了这场运动。因此，它完全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党组织有影响，但不是很直接。
运动策划时，连一些左翼的教授都不知道。等到声势出来之后，张申府等教授请学生领袖们吃饭时才得知，搞这么大活动他们只花了100大洋，啧啧称赞说：
物美价廉！
因为是年轻人搞的运动，疾风知劲草，所以“一二·九”运动还有一个巨大成果，从中走出了一大批人。
比如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黄敬，原名俞启威，出身鼎鼎大名的绍兴俞家。解放之初他担任一机部的部长。不过黄敬同志走得过早，1958年就去世了。
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是姚依林同志。他跟宋老同龄（1917年）、同校（清华）、同专业（化学系）。1980年代初，他们都是国家计委的负责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比较一致，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亲密的战友。
著名的参与者还有蒋南翔，后来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校长，下文我们还要提到。而这些人都已经过世了，宋老比他的战友们，多见证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历史。
图为宋平、姚依林与陈云同志。
02
宋老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是宋老，他的成长之路，得到很多杰出人物的辅导。每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陈云、刘少奇、周恩来。
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2月，宋老辗转到了延安，到延安的第二个月，他在中组部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陈云。陈云给这些知识分子上党课，用上海话跟他们讲：
要奋斗到翘辫子。
宋老感到，陈云有一种本事，能用很简单的话讲出很复杂的道理，非常钦佩。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从此成为他的“迷弟”。
延安是一座小城，小城里群星璀璨，因此也是一间巨大的课堂。
有一天，在马列学院工作的宋老奉张闻天指示，请少奇同志去讲课。来听课的人很多，课堂从小礼堂搬到大操场。演讲后，少奇同志应学员的请求把讲稿整理了出来。
这就是党建史上的名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听完课的宋老原本想去前线，可是陈云不同意，因为周恩来已经点了将，要他去南方局工作。重庆的红岩村，是中共南方局的驻地，公开牌子挂的是八路军的办事处。在这里，周公延揽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
当年的红岩村，可以说是“才子佳人”云集。
除了宋老夫妇，还有他们俩的清华同学蒋南翔，以及后来外交部首任的新闻司女司长龚澎。龚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她形象好，外语也好，在重庆跟外国人谈笑风生，是周恩来十分器重欣赏的人。她在重庆与乔冠华结为夫妻。
前段时间我去红岩参观过。作为秘书，宋老的卧室跟周恩来就在同一层，陈设相当简单。
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一个情节。刘烨饰演的国民党军官，被发展成我党的内线后，他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亲眼见一次周恩来。而红岩村的这些年轻人，与总理朝夕相处，几乎每一天都是洗礼。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情况复杂，周恩来是怎么带这帮年轻人的呢？让他们读周敦颐的《爱莲说》，意思是要“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宋老学了这个教导，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周恩来表扬了他。
图为宋老发表的文章。
抗战后，宋老追随周恩来到南京。某天，总理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卧底”熊向晖同志，来中共驻地梅园新村，传递国民党即将突袭延安的情报。熊向晖进门时，看到他的清华同学，也就是宋老，正在院子里打排球。
宋老也好，熊向晖也好，一生都是以周恩来为楷模，以接受他的教益为傲，以传播他的精神为责。
图为90年代宋老（左）与熊向晖。
03
周恩来很信任宋平，曾派他回延安当面向主席汇报工作。
国共和谈期间，美国参与调处，我党的干部有时回延安坐的是美国飞机。1946年11月1日这天，宋老坐飞机从南京经北平去延安。在北平西郊机场经停时，上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宋老和她沿途没有说话。
后来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王光美。
不久，国共和谈破裂，宋老被派往战略重地东北。东北解放得早，宋老是跟着部队进了沈阳，参与接管了这座东北重镇。宋老主要是做工会工作、管企业，实际上也就是搞经济。
东北那时工业基础最好，经济地位重要，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因为有的地方还在打仗，币值可能不稳，东北用单独的货币，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因此，东北的经济管理，给全国提供了经验。这里不仅出机器，也出人。
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一大批同志进北京组建了国家计委，也就是如今发改委的前身。其中就有宋老，还有他在延安的老相识马洪，他们成为了新中国从事经济管理的最早一批人。
当时，马洪麾下有个很能干的年轻人，这就是后来成为总理的朱同志。
人与人之间的渊源是十分奇妙的。1988年，朱同志被选派到上海拟任市长。临行前，作为中组部长也是清华老学长的宋老，跟朱同志谈话。宋老跟他说：
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觉得你是对人家的关心。
在这里，宋老起到的作用，是将周总理的经验，传递给了未来的朱总理。
图为宋老在纪录片中怀念周总理。
04
虽然关于宋老的材料，很多都是侧影，但你仍然能强烈感到，他受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影响极深，综合了他们各自的特点。
总理的特点是虑事周全，而陈云则是顶尖的“算账派”。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宋老下到河南登封现场一看，发现不对头。他拿了两块烧结铁回京给直属领导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看。富春同志看后只说了一句话：
精神可嘉。
次年春天，陈云、李富春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召开会议，讨论钢铁生产指标的会议。当年定下的指标是生产2000万吨钢，对这个目标，各部门心里都打鼓，但谁也不愿当“促退派”。
代表国家计委出席会议的宋老，思想斗争了一晚上，他觉得应该说讲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在会上，他从几个方面算了账，铁矿石开采、炼焦、洗煤和运输能力等等，结论是，不要说2000万吨，目标就是降到1600万吨，问题和困难也是不少的。
宋老讲完，没有人讲话。按理说他的分析似乎已经很到位了，但散场时，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
质量！质量！
宋老顿时意识到自己只讲了数量，没有讲质量，不全面。因为讲质量的意思，就是要说明前一年炼的那些铁、钢是不合格的，去年的基数势必要大减，今年的高指标也就站不住了。
陈云同志算盘一打，把那些不合格的产量抛开，所以讲得更狠。他后来向政治局提出，钢的生产指标不是压到1600万吨，而要压到1300万吨。
05
这段说的是算账。再说宋老的虑事周全。
那是他主政甘肃时发生的事。在改革开放初期，甘肃其实也是较早开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省份，但是没安徽、四川影响力大。甘肃做得比较低调。
图为在甘肃工作时的宋老。
1970年代末，宋老到农村蹲点，发现农业很不乐观，管得太死，农民连一点“小自由”都没有。他回到兰州，出台了一个《十条》文件，文件里说：要尊重生产队的经营管理权。这个意思，跟当时国家的方针是相背的。
政策上的事，就是上面只要开一点缝，下面就能够动。庆阳地区就闻缝而动，他们那里有个叫王魁农民承包山地而大获丰收，《甘肃日报》闻讯后发了一篇报道，叫《王魁包山》。
这篇报道很快被北京媒体就知道了。他们不认可甘肃的做法，并且发来一篇代表他们意见的稿子让甘肃转载。《甘肃日报》的同志不同意，他们向宋老汇报说，不主张转载，而且还要组织反击。宋老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
不转载，我同意，但也不要反击。
他没有在媒体上打笔仗，而是把各市的书记召来开会，在会上，他对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讲：
责任制符合甘肃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坚持搞下去，不要听风就是雨。
宋老的这个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云同志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唯实的基础，是哲学。
我看到《陈云年谱》里有个条目，说是1987年2月16日，陈云同刚接任中组部长的宋老谈话，叮嘱他好好学哲学，还送了他两本哲学书。一本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
这一年，宋老70岁。
晚年的宋老，深居简出。回顾历史，似乎成为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毕竟记忆也是长寿的馈赠嘛。
有关机构编了一套书，叫《共和国日记》，仿人的日记一样，为共和国写史，自1949年起每一天都有记录。这也算史学体裁的创新。宋老拿着这本书，竖起大拇指。
就在这几天，我正在阅读原外交部长黄华同志的回忆录。回忆录的序言是宋老撰写的，他们同为一二·九运动的战友，也都同享高寿。宋老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光阴荏苒，如今我们已是耄耋之年。看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我想，这段话似乎可以表达这样一位穿越历史的百岁老人，他在晚年的心情与心境。宋老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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