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杨振宁把母亲罗孟华从合肥接到了香港。老人家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病会让骨头像被虫蛀了一样，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内地当时治疗条件有限，他决定带母亲去香港养和医院看病。
深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教授公寓里，一盏台灯发出微弱的光。
“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撕裂了寂静。杨振宁猛地合上写满物理公式的手稿，一把扯起听筒。电话那头，妹妹杨振玉的声音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哭腔：“哥，娘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骨髓瘤，在当时几乎等于宣判了死刑。这种病会像白蚁一样啃食骨骼，稍一动弹，便是撕心裂肺、钻骨蚀髓的剧痛。杨振宁抓着听筒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他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半分迟疑，低沉却坚决地对妹妹说：“别慌，我来想办法。”
他锁上办公室门，提起行李箱直奔机场。在万英尺的高空上，这位平日里在黑板前用复杂的规范场理论指点宇宙奥秘的诺贝尔奖得主，生平第一次感到理性的无能。这一年，他已年过花甲，而他的母亲罗孟华，正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折磨。
飞机刚在香港机场落地，杨振宁便一路奔行直奔香港养和医院。为了方便照顾，他在养和医院马路正对面，以高昂的价格租下了一套公寓。
妹妹不解地问他：“哥，这里的房租太贵了，何必非要挤在医院门口？”
杨振宁推开窗户，看着对面仅有一街之隔的医院大楼说：“娘这个病，疼起来时每分钟都是煎熬。住在这里，我推开窗就能看见她的病房。”
自那以后，杨振宁在学术讲台与医院病榻之间，开始了两年的跨国奔波。在医院病房里，人们常常能看到一个奇怪的家属。他褪去了所有社会光环，拿着本子，极其认真地记录着医生的每一句叮嘱：哪种药物副作用小、疼痛发作时怎么处理、饮食该注意什么。主治医生感慨道：“他是我们见过最用心的家属。”
多发性骨髓瘤发作时，疼得母亲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她会本能地死死抓住儿子的手。那是一只指节变形、布满老年斑的枯槁之手。
杨振宁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握着母亲的手，用自己的体温去捂热那份冰凉。有时候，他就这样在床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由于当时医疗费用高昂，母亲每月的药费开销巨大。一向节俭的罗孟华得知药费后，每次护士拿来药，她都扭过头去抗拒着说：“用不着这么好的，我一个快九十岁的老太婆，太浪费了。”
杨振宁在病床边缓缓坐下，拿起一个小刀，动作很慢、极仔细地削着苹果。
红色的果皮连成细线，在空中微微晃动。杨振宁切下一小块塞进母亲嘴里，像哄小孩一样温和地笑笑：“娘，您以前给我们几个孩子看病的时候，也没算过钱啊。现在，您就听我的。”
母亲含着苹果，眼角泛起了泪花。她看着这个已经满头华发的长子，脑海中浮现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那是一段在苦难中坚守的岁月。1923年，杨振宁还不到一岁，父亲杨武之便远赴美国留学，整整五年未归。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只上过两年私塾、缠过足的罗孟华，硬是用一双小脚独自撑起了家。为了怕丈夫变心，她甚至偷偷去天主教堂，做好了带着孩子吃教的打算。但她从未放松对儿子的教育，从杨振宁四岁起，就用卡纸耐心地教儿子认了三千个汉字。
后来抗战爆发，生活更加困顿。在西南联大，物价飞涨，罗孟华白天洗衣做饭、种菜喂羊，晚上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双手磨满了厚茧。
可无论日子多苦，只要孩子们生病，母亲总会把毛巾打湿，折得整整齐齐敷在杨振宁滚烫的额头上。那份冰凉，是他一生最温暖的记忆。
1987年9月12日，罗孟华女士在香港安详闭上了双眼，享年91岁。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杨振宁和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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